改革推動者
在一九八五年四月，戈巴契夫以五十四歲當上最年輕的蘇共總書記，第二個月就立刻推出「新政」。根據戈巴契夫的自述，當他在一九八五年當政時，他了解蘇聯正陷入一個極大的危機，他告訴妻子雷沙：「我們的國家不能再拘泥於現狀，我必須發動改變，這是我的命運。」戈巴契夫認爲，世界正進行巨大的變化，蘇聯必須改弦易轍才能克服發展停滯的窘境，否則到下個世紀蘇聯可能成爲落後國家。在這種危機意識下，戈巴契夫決定對蘇聯痛下針砭，他不要緩慢的改革模式，而是快速積極的步伐。
原先，戈巴契夫的改造目標只是經濟整頓，但他發現經濟改革效果有限，故必須同時進行政治改革；他認爲只有透過民主化，讓權力下放到人民，改造才有成功的可能。由此來看，戈氏是一位具有宏觀視野的人，他不想苟且偷安，而期待以眞正的改革，徹底解決蘇聯積弊已久的問題。
雖然這是個很大的理想，但戈巴契夫並不是一位空口說白話的人，他有很強的策略規畫及執行能力。
但這麼一個大工程的推動，需要很強的幕僚群配合。事實上，在還未當蘇共總書記前，戈巴契夫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就經常聚會討論如何改革蘇聯的共產主義，這些人包括了謝瓦納茲、雅可夫列夫、普立馬可夫等人；透過與智囊團的討論規畫，他有計畫的罷黜「老人幫」及推動一連串的改造措施。
包括召開蘇共二十七次大會時，容許自由發表意見並充份討論，不像以往般照本宣科；解除沙哈洛夫的放逐令，恢復其行動及言論自由，平反史達林時期受迫害者的冤屈，還其淸白；成立歷史硏究小組，重新塡寫政治敏感期的歷史空白；修改憲法、黨綱，使蘇共從「革命政黨」走向「民主政黨」；廣納雅言，承認血腥鎭壓的錯誤…。同時他對蘇聯的發展策略、政治體制改革及世界局勢都提出了全新的理論與觀點。他希望蘇聯的改革能從由上而下的革命，質變爲由下而上的革命。
公開的溝通
戈巴契夫並不是以強制武力或命令的方式來推動改革，而是以透明公開的溝通，來進行體制改造。這正是戈巴契夫的個性使然，他喜歡以溝通來推動事務，也會透過會議、著作、及談話來鼓吹理想，以促使蘇聯人民的本質產生改變。
然而在禁錮已久的蘇聯，戈巴契夫強力主張的「公開性」，反而爲蘇聯丢下一顆炸彈，言論自由與決策透明化，對原有的官僚體系產生衝擊，且造成激進派與保守派鬥爭不斷，又意外挑起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的聲浪，使戈氏腹背受敵.，因而造成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變」。此政變雖未成功，但對戈巴契夫卻是嚴重的打擊，以至最終被迫下台。
戈巴契夫的改革，其實產生了相當的成效，如設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成爲具有民意基礎的新國會，而一九八九年的第一次選舉，許多共黨高幹落選，而多名非共黨人士卻當選，顯現改革派備受垂靑。
然而分析改革失敗的原因，還在於他不夠果斷。當時軍方及情治系統保守勢力仍獨霸一方，再加上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抬頭，境內紛爭不斷，也打亂了戈巴契夫改革的步伐：而戈巴契夫希望尊重民主與人權以及能討好每個人的個性，使他在一些關鍵時刻未能採取斷然措施；此外，低估政治生態上的敵我關係，及個性太天眞又優柔寡斷的結果，反而讓反對他的保守派有機會反撲，甚至發生了驚險的七十二小時政變。
戈巴契夫曾說過：「我可以學布里茲涅夫當十年皇帝，下台後局勢一塌糊塗也不關我的事。」他也可以學中共的現代化，只引進經濟改革與科技，堅決排斥政治改革，甚至對葉爾欽這類唱反調的政敵，他也可以採取高壓手段，但他都沒有這樣做。當他堅信民主化是最佳的改革手段時，他就勇往直前的去做，而堅持這樣的理念促成了東歐的非共化、東西德統一、華沙公約解體，甚至蘇聯的瓦解。
在發生政變之前，也有很多人問戈巴契夫擔不擔心政變，但他仍天眞樂觀的認爲應不至於發生。其實戈巴契夫也了解，改變會造成舊體制崩潰與社會的動亂不安，他說：「我但願我的國家至少有一次，能不在革命性大變動中發生流血事件。」因此他也堅持不以武力手段解決問題。但戈巴契夫在所寫的自傳「我的七十二小時」中也欣慰的表示，如果政變發生在一年半或兩年前，也許會成功，但如今社會已改變，所以結果完全不同。
雖然最終戈巴契夫在壓力下宣布辭職，他說：他承認在改革路上犯了些錯，過份的天眞以及主要幕僚群多爲懷抱理想的開創者，缺少落實理想的管理人才，使他未能眞正了解平民百姓需求的輕重緩急；但對自己發動的劃時代革命，他卻從不後悔。這種寧願冒風險也要改革的態度，正是開創者極高的道德勇氣。
戈巴契夫不只在國內推動改革，在國際策略上，他主張裁減軍備，以互助取代對立，使東西方冷戰結束，全球秩序邁入新時代，這都是他以個人的遠見與無比的勇氣所做的決策。而他對全球所做的貢獻，也爲他自己赢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有人說戈巴契夫的失敗在於他堅持共產主義，但他能觀察到時代的巨變，且以超人的膽識推動整個共產社會的改革，確實是世界級的領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