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成功的關鍵」-奠定西周統治鴻圖的周公 – Part 1

作者：張曼琳

 奠定西周統治鴻圖的周公

他建立以周王室爲核心的宗法制度，奠定國本。

他勇於冒險開創，爲周朝開闢空前的局而，却不倚重戀權。

周公因「制禮作樂」而聞名，對現代人來説，這一套繁文縟節只有少數的歷史考古學者會去聞問；對這位二千年前的遠古人物，也只有當人們走進博物館裡，流覽周朝鼎盛的文物光華時，才會對他興起剎那片刻的聯想。事實上，周公是一個値得注目的歷史人物。

周朝立國約八百年，西周時期更曾出現「成康之治」空前繁榮強大的局面。周朝能成爲中國歷史上一室延續最大的朝代，即肇因於周公輔佐開國君王，透過分封制與宗法制，葷固了統治基礎，使國家社會在秩序與穩定的架構中，發展出數百年的績業。即使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東周王室依然能受惠於牢固的宗法名份，苟延殘喘，不致在割據攻伐的諸侯爭霸中，即刻遭受覆亡的命運。

了解這些，周公的地位與貢獻就能凸顯於歷史的舞台，透過美國成功特質系統與成功軌跡綜合分析其人格特質與角色定位，更能引發現代人們的省思。

肩挑攝政大樑

周朝原爲商的屬國，與商朝保持臣服的關係，到了商紂王時期，因爲朝政腐敗及連年封東方各族發動戰爭，使得人民生活困苦難熬，社會的對立矛盾也日益尖銳。而周文王在次子發(即後來的武王)、四子周公旦和姜太公協助下，逐漸累積實力，崛起於大約八百多個大大小小的諸侯之間。到了武王即位，周公由於政治的才華，更成爲朝廷重臣。

周公具有高度的支配型個性，由於勇於冒險開創，最適合在競爭的環境下面對挑戰，開疆闢土 ，從而建立版圖。他在周武王繼位後第二年，與這位手足之親的君王號召聯合伐商的各族諸侯進行大會師，彼此訂下盟約，建立默契。

爲了打有把握的仗，這次的「國際聯盟」僅在檢閱軍力，探探紂王的虛實，因此按兵不動。兩年之後，大家看時機成熟，便趁著商朝主力部隊攻打東夷時，以「弔民伐罪、替天行道」之名，對商朝首都進行總攻擊。

爲了統御數萬兵力及結合其他諸侯的力量，周公爲武王寫了一篇有名的誓辭，即尙書中的「牧誓」一文，讓武王在距離朝廷約七十里的牧野一地舉行誓師大會時，激勵全體同仇敵愾、齊心協力的沸騰士氣，終至一舉成功，正式建立了周朝。

所謂創業惟艱，周朝在建國初期，首要任務就是確保統治權力穩固不移。周公眼見商朝的殘餘勢力並沒有百分之百屈服，擔心造成威脅，就建議武王藉著「以殷制殷」的辦法，把原爲周朝王室控制的地方，分封給紂王的兒子，以及武王的另兩位弟弟，以收安撫監視之效。

由於武王英年早逝，開國後只做了兩年君主就死了 ，繼位的周成王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身爲建國功臣的周公，便一肩挑起爲這位小姪子攝政的重責大任，也成爲周朝實際上執掌政權的最高統治者。

當時天下初定，局勢複雜，周公卻能由不穩定中找出根本問題，以大規模的土地分封，安定同姓諸侯、異姓功臣及殷商貴族，形成一個以周朝王室爲核心的從屬關係；也藉著這些屬國，成爲治理各地方的保衛據點。這就好像今天企業中，總公司的執行總裁透過各地分公司在各地拓展業務，也藉著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的關係，來操控整個集團的一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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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功的關鍵」- 急進創新的改革派──商鞅 – Part 2

作者：張曼琳

過人氣魄，貫徹新政

商鞅的爲政理念也充滿了法家的思想色彩，講求法治，並以嚴密完整的制度鞏固君權的統治基礎。比如他絕對禁止私鬥，若有違法者，一律照情節輕重判刑。

此外，他揚棄了過去間接由封侯統治地方的傳統，而以郡縣制度將全國分設二十一個縣，由中央直接任免縣官，來加強中央集權，以及確實掌握各地動態，同時制定了一套度量衡標準，不僅統一 了紊亂的情形，也有利於稅收和民間交易。

爲了控制全國的社會秩序，商鞅更規定五家爲一位，十家爲一什，互相糾察監督，如遇壞人而予以包庇不舉發者，將遭到連坐的處罰。這種高壓手段，雖帶給人們極端的逼迫感，卻不可諱言的使人人不敢徇私苟且，乖乖做順民，有利於新政的貫徹到底。

對於貴族保守勢力的頑抗與仇視，商鞅能夠凜凜然無所返縮，不但力排衆議，還始終在激烈的鬥爭中持續進行，完全是依恃秦孝公在背後的支持。

當推行新法之初，朝中權貴主張以舊制治理國家，可以順水推舟，官員旣可不勞而成，人民也能安定，何必以新法造成震盪與阻力.，況且敎育人民遵從新法，更要費力氣。商鞅卻以一貫的自信予以尖銳反駁，認爲反古未必錯，循禮未必對，更舉出商湯與周武王就是反古而稱王，而夏桀與殷紂則沒有及時更改舊制，任由腐敗耗弱下去而亡國的。因此堅決認定治理國家只在乎是否符合國家利益，並沒有固定一成不變的方法。

建立威信與公權

由這些歷史資料，可以看出商鞅的膽識魄力，以及鮮明的靈活開創了新風格。他的敏銳直覺，讓他協助秦孝公厚植經濟的實力時，能不受制舊有傳統的束縛，跳開原先的圈子，抓住符合現實需要的管理大原則、大方法，對自己沒有任何懷疑，爲了達成旣定目標，他盡可能掃除障礙，以免結果打了折扣或走了樣。

有一則故事可以說明商鞅如何爲了樹立權威，讓人們相信他推行新法的決心。

在他擬就新法，徵得孝公同意之後，他派人拿把二丈長的木杵豎立在南城門，貼出懸賞通吿，如果有人把杆子搬到北城門去，就賞給十金。偏偏許多人以爲是開玩笑，或覺得如此輕易的事情怎可能獲賞，而遲遲無人聞問。商鞅於是再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終於有人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眞的照做了，也果然領到賞金。從此人們了解商鞅公布法令的效力，也知道絕不是說說而已，而商鞅展示了自己的信用與公權力，也敎育了民衆之後，接著公布新法，全力推動執行。

商鞅對秦國的貢獻在於成就了「家給人足、民勇於公職、怯於私鬥、鄕邑大治」的繁榮安定局面，而使原本落後的情景，脫胎換骨爲「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權。他在孝公死後，雖因舊有貴族的報復，被繼位的惠王以「謀反」罪名慘遭五馬分屍的酷刑，但他所制定的新法與推行的種種制度，都保留了下來，爲秦惠王和後來的繼位者持續應用。到今天，無論是郡縣制、統一度量衡、土地均可由買賣而爲地主私人擁有等，歷經數千年依然存在，商鞅這位法家的典型代表人物，早已通過歷史的考驗而確立了地位。

  

上述均來自作者張曼琳在1995年4月出版的書名：「掌握成功的關鍵」；最新的「內在領導力」新書，已由「時報出版社」於2014年10月份出版；其加入更多每個人均可發揮不限於職位的完全個人可運用的根據內在的聲音，開發內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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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功的關鍵」- 急進創新的改革派──商鞅 – Part 1

作者：張曼琳

急進創新的改革派──商鞅

他大刀闢斧的推行新法，力排衆議，樹立威信。

他的膽識魄力使他成為執法悍將，他是爲秦國奠定百年之後一統天下的根基，却遭五馬分屍的──商鞅。

中國古代秦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幾位有名的統治者：秦穆公、秦孝公和秦始皇。

秦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十世紀末期的周孝王時代，當時仍是類似奴隸居住的地方，比起中原的文明，這個西部的未開化之境，顯得落後而淳樸。直到春秋時期，秦穆公積極發展國力，成爲霸主之一，才使中原諸國不得不對秦另眼相看。

但秦的強勢在穆公死後隨即結束，由於西戎經常進犯，貴族間又經常爭權奪利，弄得國家積弱不振，經濟、政治與軍事力量倒退許多，二百年後傳位至秦孝公，才再次掌握了支配權，使國勢得到長足的進展，爲一百年後的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對秦國而言，孝公有承先啓後的貢獻，而商鞅，這位取得孝公信任與支持、全力變法圖強的「左庶長」，則是重振秦國威勢的關鍵人物。

「商鞅變法」的故事爲人熟知，也因此了解在施政上有重大突破性的變革，需要的冒險精神與威權性格，若要徹底執行，更免不了堅決的魄力與強制的手段。由此也顯示出商鞅具有強烈的主控欲望，以及高度的支配性格。

胸懷鴻志的衞國貴族

商鞅是戰國時期的貴族，爲衛國王室後裔，保留了出身權貴的優越性與高姿態，這種成長背景所塑造的性格，使他日後在進行改革時，能不畏得罪強大的旣得利益者，毫無猶豫地整飭國政。

混亂的時代往往也是創造時勢的時代，但有機會也需要優秀的人才貢獻智慧，共同耕耘和開拓。戰國時期的群雄爭霸比春秋時更加劇烈，企圖心旺盛的各國君王求才若渴，擁有一身抱負的商鞅離開了弱小的衛國，投效年輕卻心志高昂的秦孝公。在求賢詔令的號召下，他來到秦國，並以「富國之術」博得孝公賞識與信任，這時他二十九歲。

商鞅個人的志向與外在大環境的發展目標有了絕佳的契合，再也沒有後顧之憂，而可以專心一意施展自己的理念，落實新法。他的精力與自我形象定位都相當高，約佔人口頂尖的百分之五，這可由他上任後快馬加鞭、積極建立制度，務求在最短時間內改變秦國原有的落後面貌，而得到證明。

他是個出色的組織家與政治家，兩年後就陸續推出嶄新的政策與全面發展國力的種種新法。七年間，在他主持之下，所有重大的變革都急進地雷厲風行，創新地規劃，不但顯露舊有制度，也威脅保守勢力。

首先，他向實行了千百年來的奴隸制度挑戰，廢除貴族世卿世祿的承襲傳統，取消宗室特權，規定官爵等級和待遇是按照軍功大小而來，如果一介士兵能在戰場上奮勇殺敵、建立功勳，照樣可以加官晉爵，而貪生脫逃或投降者，必然受到嚴厲處罰。

其次，他廢除井田制度，土地不再爲專由貴族分封，而在法律上承認土地私有與買賣，爲了鼓勵老百姓勤於生產勞動，他採行重農抑商政策，對於生產糧食和織布多的男女，皆免除徭役與賦稅，對棄農從商或偷懶不事生產的人，則全家淪爲官府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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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功的關鍵」-法家理諭集大成者──韓非 – Part 2

作者：張曼琳

思想開闊宏觀

這種個性特質，使他將天賦的宏觀與組織的優勢結合起來，將以前法家人物如商鞅強調的法、申不害強調的術、愼到強調的勢，集大成而爲「法、術、勢」二者並重，然後以此爲其政治主張的理論基礎。

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韓非在純知識論的辯論下，才思敏捷，精於策略，也善於撰寫文章，而將思路訓練得益發犀利，此外，他還具備現場執行力量，這樣的人才，如爲君主賞識重用，將有重大的作爲，並對服務的國家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力。

但事實上，韓非並不像商鞅一樣有展現才華的機運，這或許和他本身極低的表達度有關；他雖富於想像力，好深思，卻也因此喜歡獨來獨往，嚴肅而安靜，缺乏親和力與說服別人的社交能力。再加上運氣實在太壞，未能遇到賢君，所以不僅抑鬱不得志，最後竟然落得冤枉入獄，被迫自殺的悲劇下場，死時僅約四十七歲。

這也讓人明白，個人的才華與抱負，固然要靠自己靠定、發揮優勢潜力之外，也要找對外部大環境來配合，特別是像韓非這樣出衆的老虎，更需要一片開闊的草原來拓展未來，否則只能孤高落寞一生。

韓非是一位愛國者，身爲戰國後期的韓國公子，看到自己的國家衰弱不振，自然是滿腔熱血，憂國之情不能自己，於是十分用心的寫下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及變法圖強的具體辦法.上書給韓王，雖遭拒絕，依然鍥而不捨，後來又上書了好幾次，但終究沒有被採納。此時，他的熱情轉爲憤恨，在對韓王失望之餘，靠著優秀的組織寫作能力，陸續完成「孤憤」、「王蠹」、「內外儲」、「說材」、「說難」等文章，共十幾萬字，來詳細論述自己的心情、見解，以及富國強兵的理論和主張。

受秦王靑睐

即使如此，韓非這些硏究結晶也沒有在國內發生任何作用，引起任何迴響。過了好幾年，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被秦王赢政看到，不禁大喜而嘆，一心一意想和作者韓非見面，並且打算予以收納，爲自己所用。

赢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他在十二歲登基，此時大約二十六歲，正値年輕英武時期，懷著統一天下的野心。他在五年前親理國政後，就任用李斯等人部署完成大業的計畫。見到韓非的論述，不僅欣賞其觀點，還頗爲惺惺相惜地說：「如見得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甘心了 。」

韓非不久於出使秦國時，見到秦王。卻也不幸遇到了昔日同窗李斯。原來他倆年輕時都是荀子的學生，李斯雖然聰明自負，優越感十足，文采卻比不上韓非，曾使他自愧不如。此時見秦王不但欣賞韓非，還有重用的想法，使他更加妒忌韓非的才能，並且擔心日後同在秦王手下，失去自己原有的高超地位。

爲了私人的權力欲望，他不顧舊日的同窗情誼，而到秦王跟前說韓非壞話，並且狠絕的要秦王殺了韓非，理由是韓非旣是韓國公子，日後秦王要併呑諸侯，但是韓非要爲秦王盡心盡力，難免會有後患，不如趁其出使秦國期間就除掉他。

小人作梗，冤死異鄕

秦王雖與韓非有一面之緣，畢竟更重視重臣李斯的談話，而不善表達的韓非，也未能在此關鍵時刻抓住秦王的心，終於被捕下獄。李斯更趁機派人送去毒藥，這位著名的法家理論大師，就這樣冤死異鄉，待秦王後來下令赦免，已是惘然。韓非也因李斯惡意作梗，永遠沒有出頭成功的機會。

縱觀韓非一生，最大的致命傷是始終找不到粉墨登場的表演舞台，雖有一身才幹、志氣高遠，卻無法在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中找到定位，直接推行個人的主張，儘管他的著述在後世發揮了影響力。「韓非子」五十五篇結構緊湊、邏輯嚴謹的優秀作品也得以留存至今，卻仍無法抹滅他生時踽踽於當世的孤寂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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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功的關鍵」-法家理諭集大成者──韓非 – Part 1

作者：張曼琳

法家理諭集大成者──韓非

他是個熱情的愛國者，才學滿貫却抑鬱不得善終。他雖受秦王激賞，却始終找不到施展鴻志的表現舞台。

落寞一生的思想巨人

打從春秋時代初期，齊桓公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成爲中原霸主之後，中國就展開了霸術權謀最盛行的時期，接續而來的戰國時代，大欺小、強呑弱的猛烈兼併，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種背景下，專門講求統御人民，以刑罰法制與富國強兵之術來鞏固統治當局的法家思想，順勢成爲當代顯學。集法家理論大成的韓非，就是戰國末期的代表人物。

韓非的理論非常明顯的有利於加強君主實行專制統治，他主張用嚴刑酷法鎭壓老百姓，在這種控制文化中，老百姓都得聽從官吏，不能有個人意見。此外，他也提倡愚民政策，認爲人民如果求學問，應該以官吏爲師，努力學習法令，並對法令絕對服從。

年輕時崇尙法學

以完全駕馭作爲統治的不二法門，凸顯了韓非高度支配的個性，擁有老虎型領導特質的他，年輕時就對刑名法術之類的學問十分傾心。雖然曾受敎於儒家學者荀子，後來卻對老子思想產生濃厚興趣，並有所硏究。

由於突破固有的宗敎與道德倫理架構，而完全以純知識的路線看待學問，使得韓非在運用知識時相當務實，而將一身的才學全都投注對君主統治之術的研究上面。

他將過去的法家思想與實踐方式整理歸納，建立了 一套結合「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統治思想體系。他的強勢性格，讓他認爲身爲君主者，也同樣不可軟弱無能，必須將這三者同時掌握住，無一可以偏廢，才能在公佈法令後，以自己的權勢貫徹執行。同時，也要有一套駕駛臣下的權術技術，否則大權旁落，政權也就岌岌可危。這套理論，後來成爲人治時代中許多封建統治者的圭臬。

韓非的開創度指標極強，思想不受傳統束縛，這點可以從上述得到的政治主張中，證明他突破旣有條框、喜歡創新的性格。也因此他的歷史觀具有積極向前看、向前發展的進化認知，認爲現在必然勝於過去，「世異則事異」、「事變則變」，不必死守傳統，而春秋時代及周武年間，也並不一定像儒家所說的那麼美好。所以改變沒什麼不好，人應該依照現實需要進行改革，制訂新的政策，時代不同，就應該應變措施。這些主張，都可以看出他思想開闊，不在旣有制度中鑽牛角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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